毛颖教授：

这十几二十年中国在脑胶质瘤治疗方面的进步是非常神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级医生都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的理念得到非常好的更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大范围的安全切除，还有个体化的综合治疗脑胶质瘤。

脑胶质瘤是一类复杂、难治且涉及多学科的疾病，针对它的治疗一定是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所以，我们成立了华山神经肿瘤多学科诊疗团队（MDT），从脑胶质瘤患者发现患有这种疾病到他生命中最后的时间，我们一定要以患者为中心，给他“一站式”服务。

我们MDT团队理念从一开始的1.0版本也在不断地往前发展。那时候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把不同学科背景医生集合到一起，将他们对这个疾病治疗的理念想法整合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商讨敲定最终治疗方案。

现在渐渐发现，在治疗过程中这不仅仅是不同观念的相互交流，而是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主体，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治疗阶段参与其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有必要需要一个完全融合的团队，在这个团队里应该是这个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参与其中。

举个例子，复发脑胶质瘤的原始病灶和复发病灶的基因测序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针对原始病灶制定的靶向治疗对复发病灶而言就会没有疗效，这时我们就需要随时更新治疗方案。可能在治疗过程当中，只有一点小小的进步，但对患者而言都是生的希望。所以，我想“融合”将来肯定是我们的治疗方向。

Mitchel S. Berger教授：

我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进步。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胶质瘤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理解；随着各类新型影像技术的开发应用 (如多模态影像融合、增强现实技术等)，我们进入了手术治疗新境界：即最大程度的安全切除，使肿瘤残余最小化，这是治愈患者的第一步。替莫唑胺的研发为不同类别脑胶质瘤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这主要得益于Stupp教授的工作。

如今我们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去接受改变。其中最让我感到兴奋的当属肿瘤电场疗法(TTFields)。一开始我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但随着一系列设计严谨、过程细致的临床研究结果浮出水面，病人和我们都被说服了，TTFields确实比现有的其他治疗方案更好，应当成为胶质瘤标准治疗方案中的一部分。

Roger Stupp教授：

Stupp方案已经使用了近20年, 这一方案中我们最引以为豪是在替莫唑胺研发之初，就将其引入新发胶质瘤的治疗，而非等到肿瘤复发之后再应用，这样最大程度的发挥了该药物的效果。

所以我认为患者应当早期接触多学科专家团队，以获取最大的临床收益。多学科团队的决策非常重要，也能为患者提供更好术后治疗方案。

肿瘤电场疗法(TTFields)也是一样，我们尝试在治疗早期就加入TTFields，如果患者一般情况较好，疗效和获益远超出我们通常认为的范围。治疗复发脑胶质瘤患者目前还没有共识，需要个体化治疗。如果能加入临床试验对患者而言是首选。

如果选择TTFields治疗，我常对我的患者说：要耐心，不能想着1个月就起效果。这不是青霉素，不是神药，不会只用1天就让你变好，这需要时间。

TTFields联合免疫治疗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针对胶质瘤的药物由于血脑屏障（BBB）的存在常达不到我们所期望的预期效果。尽管神经外科医师已经在手术中全力以赴，但对于那些浸润到正常组织中的癌细胞毫无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可以穿过BBB或打开BBB的方法，目前这些方法都正在研究中。

吴劲松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是有目共睹的。作为神经外科医师，我们的成长或者说整个团队的成长，整个学科的进步都来自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中国的神经肿瘤医疗水平迅速赶上并接近国际一流水平。

在神经肿瘤的很多领域，如手术领域，我们在唤醒麻醉、术中脑功能定位，神经导航技术、术中核磁共振等新技术引进应用方面向一些最顶级的学府看齐，将这些最新的技术应用到脑胶质瘤手术过程中，使得患者的致残率大幅降低。

最近20年的努力，我们功能区手术的致残率下降了90%，近期神经功能障碍可以降低到20%以下，远期神经功能障碍降低到5%以下。即使有些患者功能区手术后出现一定的神经功能障碍，通过积极的康复治疗依然在后期获得恢复。整体而言，我们神经外科手术疗效大幅向前改善。

对于脑胶质瘤这类外科医生不能治愈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尽可能降低肿瘤细胞复合，为后续放疗、化疗等辅助治疗创造条件。

术后辅助治疗，包括一些标准化的治疗，像Stupp教授提出的一套规范化的放化疗方案、靶向治疗和已经在美国投入临床使用的新型物理肿瘤电场疗法（TTFields），如果能在中国应用，将对我们脑胶质瘤患者临床预后的改善有非常大的帮助。

总结一句话就是“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学习最好的，可以使我们临床技术的发展大踏步式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