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在即!专家想要对你说 | “纵论中西”肿瘤电场治疗专家访谈
来源:2020-01-04
2019年12月22日,CACA脑胶质瘤专委会·再鼎脑胶质瘤高峰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其间,邀请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杨学军教授担任主持人,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毛颖教授、肿瘤电场治疗主要研究者Roger Stupp教授及Novocure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William F. Doyle先生共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胶质母细胞瘤(GBM)治疗及肿瘤电场治疗(Tumor Treating Fields,TTFields)中国临床应用的若干关切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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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新的技术问世后,我们无法在最快的时间里让病人得到新技术带来的临床获益,这也是中西方的差距所在。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和政策,让这些已经证实了对于胶质瘤治疗有效的方法或者是药物能够尽快地运用到患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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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疾病治疗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患者的求生欲望、对患病时生活质量的追求,促使我们去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对患者来说,新的治疗手段就是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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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将会是胶质瘤治疗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要开发新的不同的组合方式,对于疾病进行个体化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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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行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的临床试验就是为了寻找对患者更好的治疗方式。EF-11和EF-14都是结论性的试验,我相信我们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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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治疗作为一种长期治疗,应该采取指南推荐的方式进行。如果你选择对患者进行肿瘤电场治疗,请不要进行四周后就放弃,要坚持下去;就好比你不会手术进行到一半时,说已经晚了,我要停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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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的治疗方式都需要时间来熟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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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医学专业的,但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物理。当Palti教授向我提出利用电场治疗癌症的想法时,我表示我非常熟悉电场对物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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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地已有超过1万患者已接受或正在接受肿瘤电场治疗,并且每个月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都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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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ocure未来蓝图:第一,与再鼎公司合作,把肿瘤电场治疗带到中国;第二,探索肿瘤电场治疗在其他实质瘤中的临床疗效;第三,对肿瘤电场治疗进行优化和升级。
杨学军教授:从西方到中方,从理论到实践,近年来,中国胶质瘤的诊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发展十分迅速。毛教授,可否从您个人的经历出发,谈一谈这几十年来国内胶质母细胞瘤(GBM)治疗的变化?
毛颖教授:
20多年来,我国GBM诊治水平的发展非常快速,可以说在中国单种疾病的发展中做到了极致。首先,在这20年里,我们建立了胶质瘤协作组,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专家,制定指南,为中国GBM诊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我国GBM诊疗一直在努力与国际接轨,尤其在分子病理方面,我们非常好地契合了这个时代GBM的发展需求;我们有强大的医生团队和患者病源,使得我们能获得非常丰富的分子病理资料。在我国GBM诊疗发展过程当中,Stupp标准方案的应用、MGMT甲基化的发现、IDH-1突变的引进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分子病理方面,我们已经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此外,全国各地形成了非常多的胶质瘤中心,对胶质瘤的发展也非常有帮助,能够让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
最后,MDT在胶质瘤治疗中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诊疗模式,胶质瘤的治疗要依靠一个团队,而不是单科医生,要做到全病程照顾患者。
杨学军教授:中外医疗水平总体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一直是学界、患者及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毛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在治疗水平上的中西之间的对比,您认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主要有哪些方面?
毛颖教授:
我认为疾病是不分人种、不分国家的,至于治疗过程中的差距,我认为主要在于各个地方治疗理念上的差距,也就是说胶质瘤规范化诊疗的问题。只有在规范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比较治疗水平。
此外,在很多新的技术问世后,我们无法在最快的时间里让病人得到新技术带来的临床获益,这也是我们的差距所在。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和政策,让这些已经证实了对于胶质瘤治疗有效的方法或者是药物能够尽快地运用到患者身上。同时,也需要我们中国的医生更多地参与到临床试验当中去。我们有庞大的病例库,如果能够更好地加以运用,将对我国患者诊疗的推进产生重要意义。包括如今的电场治疗,希望也能够尽快地在中国面世,希望甚至有可能把仪器设备生产的工厂或者研发机构引进中国,并在中国投入更多的临床实验,相信这样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杨学军教授:毛教授,我相信您很早就知道肿瘤电场治疗这一疗法,从一开始的不确信,到今天在这个场合里积极的推进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 为中国患者所用,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心情和心路演变是什么样的?
毛颖教授:
最初接触到这一治疗方法的时候,我很不确定它的治疗效果,尽管其理论和方案都非常诱人,但我们知道任何要进入大脑的治疗方法都要面临颅骨这一重大问题,再加血脑屏障的存在,使很多疗法无法进入大脑发挥作用。
但我们对于疾病治疗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患者的求生欲望、对患病时生活质量的追求,促使我们去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对患者来说,新的治疗手段就是新的希望。此外,循证医学的证据,也给了我们相信这种疗法有效的理由。
由于胶质瘤的异质性,我认为在胶质瘤治疗当中仅依靠一种方法是不能打败胶质瘤的,要通过多种治疗策略的联合应用,因此,越多有效治疗方法的出现,将对胶质瘤的治疗越有益处。我相信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将会是胶质瘤治疗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要开发新的不同的组合方式,对于疾病进行个体化的治疗。
杨学军教授:肿瘤的电场治疗即将登陆中国,为中国胶质瘤治疗开辟一个新的篇章。毛教授,您对电场治疗,尤其在中国市场为中国患者所用的这方面有何期待?
毛颖教授:
我主要想提出两方面的期待:一方面,中国患者数量庞大,我们希望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的上市能够更多地造福于患者;另一个方面,通过在中国患者中的应用,能够为技术的优化和改进提供好的参考,是这一项新技术在再鼎的支持下,能够开发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治疗方案。此外,也希望像再鼎这样的企业,在今后胶质瘤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能够做一些慈善事业,在能够创造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希望也能产生更多的社会效应。
杨学军教授:Stupp教授,作为国际上著名的神经肿瘤专家,您见证了西方脑肿瘤诊疗的重要发展突破。请您分享一下西方脑胶质瘤治疗的主要发展历程。
Roger Stupp教授: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整个胶质瘤治疗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几乎不可能召开像这样针对疾病研究和患者治疗的讨论会。对于胶质瘤的治疗,最初是手术治疗,然后出现了替莫唑胺(TMZ)。在过去20年中,胶质瘤诊疗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我认为TMZ的发现和应用是第一个;然后是IDH基因突变;尽管贝伐珠单抗的一些临床试验结果是阴性的,但它仍是一个伟大的药物;最后是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这是一种新的物理疗法,相信这些治疗方式能继续为疾病的治疗不断注入新的力量。
杨学军教授:Stupp方案已经成为GBM的经典治疗方案,备受学界推崇,也已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请问Stupp教授,您当时是如何摸索出这一方案的,期间有哪些挫折和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
Roger Stupp教授:
Stupp方案的摸索经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放射科的同事们只是组织了一个研讨会,相互交流了一些想法。我们摸索并结合了不同的疗法,有了一些基础后,我的神经外科同事们开始尝试一些新的疗法,这可以说是Stupp方案的起始。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研究的前三年我们没有任何休息,也没有一点研究经费。但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们利用一些那时候才有的资源,慢慢地摸索出了Stupp方案。
杨学军教授:Stupp教授,我们知道您在领导电场治疗两大核心研究EF-11和EF-14之前,已经因Stupp方案功成名就,当时接手电场治疗这一充满未知的尝试时是否有所顾虑?
Roger Stupp教授:
对我来说,我既是一名研究员,也是一名医生,我希望我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我也曾问自己,在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否值得。我进行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的临床试验就是为了寻找对患者更好的治疗方式。EF-11和EF-14都是结论性的试验,我相信我们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当我们进行临床试验时,需要预测下一步,了解它会导致什么结果。我在TMZ的试验上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真实的数据让我不再那么担心,好的临床数据很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尽快地获得真实的临床数据来支持我们的预测。尽管很多疾病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能做出的推测,但我认为有好的团队、愿意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好的合作伙伴,能够让这两个重要的试验和许多其他试验一样得到更好地支持,以获得一致的结果。
杨学军教授:如今电场治疗早已纳入NCCN指南,并且获得了一类推荐。但在刚刚面世之时,与其他新鲜事物一样,肿瘤电场治疗并没有马上被广泛接受。Stupp教授,您认为其临床应用关键点在哪里?
Roger Stupp教授:
电场治疗作为一种长期治疗,应该采取指南推荐的方式进行。EF-14的研究结果是很清楚的,如果你选择对患者进行肿瘤电场治疗,请不要进行四周后就放弃,要坚持下去;就好比你不会手术进行到一半时,说已经晚了,我要停止手术。因此,治疗需要进行全程计划,并坚持执行,临床数据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也许对部分患者存在毒副作用,并造成一定负担,但这是可以控制的。
作为神经肿瘤学家,我当然希望我所有的治疗都像电场治疗一样简单,不需一直看护,也不会带来严重的感染,患者就不会因此失去生命。但目前的治疗作用仍有待进一步优化,我们仍在探索如何将电场治疗与放化疗或免疫治疗等不同的治疗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摸索电场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电场治疗能够和其他的治疗方式产生协同作用,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杨学军教授: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肿瘤电场治疗即将登陆中国内地,Stupp教授,随着电场治疗正式落地中国,您对中国医生有哪些建议?也请您分享临床应用有哪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Roger Stupp教授:
首先,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走在了医疗世界的前列。任何新的治疗方式都需要时间来熟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放弃。我们看到EF-11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医生会在两到四周后再做一次MRI,发现肿瘤还在那里,可能就会更换治疗策略,但胶质瘤是一种很顽强的疾病,我们需要坚持。当然,一开始就做出明智的选择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好的医生及患者家属的配合。
尽管目前的方法尚不能治愈疾病,但已经在疾病治疗中向前迈进了一步。之前,胶质瘤的患者几乎不能连续存活两年;但如今,有患者从2006年到2009年开始使用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至今仍然存活,相信这不会是个例,以后这样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杨学军教授:在肿瘤电场治疗出现之前,学界从未想到出现这样一种全新的治疗范式,能够对最为顽固、恶性的GBM发起有效攻击。作为继手术、放化疗、药物治疗之后的创新疗法,近两年来肿瘤电场治疗备受瞩目。William Doyle先生,作为Novocure公司创始团队的一员,最初你们是如何发现肿瘤电场治疗的市场前景的?
William F. Doyle先生:
相信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学习的是医学,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物理,我是工程师,并不是医生。我的论文是关于电场对材料的影响,研究的是电场对半导体的影响。所以,当Palti教授向我提出利用电场治疗癌症的想法时,我表示我非常熟悉电场对物质的影响,但我对癌症一无所知,并不知道治疗癌症有多困难;但我知道我们可以对肿瘤组织施加一个非常强大的电场力。我开始了解肿瘤,并为此设计治疗方案,我们不仅仅应用于脑癌的治疗,也包括其他难治性肿瘤。在很多传统疗法遇到困难时,相信我们这项工作能够为更多癌症患者带去益处。
杨学军教授:如同各位专家提及的,创新事物不免经历一段艰难发展历程。William Doyle先生,作为企业方,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期间难忘的经历?
William F. Doyle先生: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将新思想引入医学是很困难的。我的创新生涯开始于30年前,我的第一个创新事业是参与腹腔镜的研发。起初,我们想通过一个小开口切除胆囊,外科医生说这不可能做到,我们需要完全打开腹腔来移除胆囊;但如今在美国,腹腔镜这种微创手术已经十分普遍。我们还研发了心脏支架,在研发早期,心脏外科医生会说,不可能把金属放入冠状动脉,这会害死病人。然而现在,50岁或60岁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已经很少接受心脏手术了,在美国通常通过微创的瓣膜手术进行治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将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引入大脑时也预料将有着反对声音的出现。
如今,我们已经发有了很好的临床试验结果,受到了NCCN的推荐,并在最好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结果。在我今天没有展示的数据中,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的剂量效应也获得了理想的试验结果。通过增加剂量,我们将五年存活率从未接受TTFields治疗的5%提高到30%。此外,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地已有超过1万患者已接受或正在接受肿瘤电场治疗,并且每个月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都在增长。我希望我们与Stupp教授这样的领域领导者合作,能够做出更有说服力的结果,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杨学军教授:William Doyle先生,据我了解Novocure完全专注肿瘤电场治疗,请您描绘一下电场治疗未来的蓝图。
William F. Doyle先生:
我们的蓝图其实很简单,我们正在努力做三件事:第一,与再鼎公司合作,把肿瘤电场治疗带到中国,是希望为中国患者带来获益,希望把我们在神经胶质瘤中开发的治疗方法带给全世界。
第二,我们计划进行临床试验以探索其他实质瘤患者是否也能从中受益,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实质瘤中电场治疗的临床疗效,将造福全世界更多的肿瘤患者,并且获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
第三点,就是优化升级。每当开发一种药物,下一步就是对药物进行优化和改进,如今我们有了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下一步就是对其进行优化和改进,比如我们可以使设备更小、更舒适便携、更容易为患者使用,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并且还可以通过增加剂量,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将在目前所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治疗效率。
杨学军,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神经外科教研室主任,脑肿瘤与脑功能病区主任;欧亚神经外科学院执行委员兼秘书;北京肿瘤学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胶质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胶质瘤专委会MDT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脑胶质瘤协作组组长;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京津冀(晋蒙)胶质瘤诊疗联盟主任委员;天津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及《Glioma》副主编及其他十余种专业杂志编委或审稿专家。
毛颖,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常务副主任兼西院执行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上海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上海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首任会长;中国神经外科知名专家,在临床工作和研究上都有业界公认造诣。先后获得“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专家”、上海市“领军人才”和“医学领军人才”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入选教育部直属高校2013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和国家“万人计划”。2011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2013年获“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2017年获“上海医学发展杰出贡献奖”。
Roger Stupp,医学博士。神经外科、医学(血液学和肿瘤学)和神经学(神经肿瘤学)教授;西北大学Feinberg医学院神经外科神经肿瘤学主任;西北大学医学院Lou and Jean Malnati Brain Tumor联合主任;西北大学Memorial医院Robert H. Lurie综合癌症中心战略计划副主任;替莫唑胺及肿瘤电场治疗的主要研究者 。基于其领导开展的EF-14研究,FDA批准了肿瘤电场治疗与替莫唑胺联合用于治疗新发GBM患者。
William F. Doyle,Novocure公司执行主席,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也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哈佛商学院的院长顾问委员会委员,哈佛商学院的医疗保健顾问委员会委员,麻省理工学院的医学工程学院科学访问委员会委员,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交流委员会委员;Pershing Square Sohn癌症研究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冷泉港实验室技术创新伙伴关系委员会委员。曾任职Zoetis公司董事会,曾担任强生公司医疗器械研发委员会主席,Biosense-Webster全球总裁,Cordis公司和强生公司内部董事会成员等。自2004年以来,William F. Doyle先生一直担任Novocure有限公司的执行主席,还担任Blink Health Ltd.的执行董事长,Minerva神经科学公司和Optinose公司的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