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下半年，南、北朝鲜发生战事，南朝鲜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快速直逼鸭绿江畔。形势危急之际，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一夜之间大量解放军志愿人员跨过鸭绿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旷日持久的战争——“抗美援朝”。全国的医务人员纷纷响应号召，组织志愿医疗队开赴前方。中山医院也有数十名医师护士参加。

第一批医疗队的领队是黄家驷教授。半年后又有第二批医务人员前去轮换，沈克非院长是第二批的带队人。他去医疗队前，特嘱咐我要把神经外科的工作继续下去。到了前线，沈院长被任命为志愿军医疗队总顾问，半年后他又被调任为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至1956年才卸任，回上海继续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的职务。那时中山医院和红会医院也已几度变动，人员调动甚多，科室亦数度变更。神经外科虽有其名，但归属多变，发展并不顺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致残的战士陆续被送回国内，其中有一部分集中在安徽省的蚌埠市。为此，那里成立了荣军学校。1952年上半年我被任命组织医疗队去该校支援。队员中有孟承伟、俞鲁谊、内科医师、麻醉护士、手术室护士等约十人。到达该校后才知道大多数伤员都是因冻伤而作了截肢致残的。截肢的平面各不相同，有足部、小腿下端、膝下段、膝上段、大腿中段、大腿上段等。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截断面伤口愈合不良、有慢性溃疡形成、残端疼痛、幻肢痛等，但灼痛者很少。伤员都经长时期换药、局部扩创缝合、针刺、艾灸、理疗、按摩等而未能治愈。这样的伤员我过去见得很少，更没有治疗经验，心中不免着慌，昼夜思考。

在观察中我注意到患肢的局部多显得苍白、冰冷，好像是局部供血缺乏的样子。因此推测可能是肢体的动脉遭到严重低温后发生反应性动脉痉挛的结果。如果这一推测是对的话，则封闭相应节段的交感神经，可能会逆转病理性动脉痉挛或促使局部的侧枝循环，从而改善局部血供。

于是我决定先试作腰交感神经封闭，观察同侧肢体残端局部皮温是否增高，或病人是否有局部发热感。试验的结果确实有部分病人感到有发热感，我对这种病人连续作了多次腰交感神经封闭，从病人的主观感觉、疼痛的减轻、创口快速愈合等方面，都说明这种治疗是有效的。我很快就取得了荣军学校卫生处的信任，使以后工作的开展顺利了不少。对于比较顽固的病例，我大胆地提出作交感神经切断术的建议。这种手术在当时各大医院都很少做。我那时从未见上级医师作过这样的手术。只是从神经外科手术学书本上看到过介绍。当时我是医疗队长，上面没有依靠的老师，但任务是必须由我来拿主意完成的。在未经慎重考虑，也未与队员们商量，便提出这样的建议，未免冒险了一些。这反映了我当时年轻胆大，阅历不深。虽然闯劲足，但未必一定是优点。那时我医疗队已建立了简便的手术室，使用率不高。加以校领导很快同意了我的建议。这腰交感神经切断术就必需上马了。开始几例由于带有摸索性，花费手术的时间是长的。但做了几例以后取得了一些窍门，如手术的切口该多大、部位前后位置适中、神经根寻找方法、神经切断的位置等都心有成竹。手术的时间也大为缩短。在半年期间里很快积累了70余例。没有手术死亡，也没有重大的手术遗患。这样的手术结果该是满意的。多数伤员解除了病痛，配装了义肢，评定了残废的级别，离校回乡。为该荣军学校解决了一个难题。也为我自己解除了长期存在的担心。

当年安徽省正在治理淮河，治准委员会在蚌埠设有医院。该院规模虽不大，但设备较全，科室亦多。时常邀请我去参加会诊。我曾帮助该院作过胃大部切除术、胆囊切除等手术。因此，不久在蚌埠就小有名气。半年期满，我队正欲撤回之际，校方突然提出要留下我，并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当时我正开始筹建神经外科，故表示回院将另有重要任务, 不能长期留蚌埠工作。并告诉校方：我队回去后马上会有接替的后续医疗队来接任的。这样我终于带队回到中山医院。

回院后沈克非主任已参加“抗美援朝”还未回院。医院外科主任由黄家驷教授主持。我将在安徽荣军学校的工作向他作了汇报。他很赞赏。问我有没有总结成文章。我当时很惭愧，说“没有，因为那里是学校，不是医院，条件很差， 根本没有正规的病史记录”。这是推辞，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写文章。从黄教授的这次谈话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不久黄教授找我谈话。他说他参加“抗美援朝”时感到很缺乏一本部队军医的参考资料。他想先把美国出版的Military Medicine 翻译出来。问我是否能帮他翻该书的神经外科分册。我当然非常高兴接受此任务，只是怕做不好。他说“这不怕,他会把关的。只是时间要抓紧，不能拖。半年为限行吗? "我同意了。原版的Military Medicine 是一部丛书，有多册组成。黄教授给我的是第四册（神经外科部分）并不很厚，约300多页。我作为首要大事，有空就做，并提前完成任务。交给黄教授，他很高兴。后来此书很快就由上海的华东出版社出版。黄教授后来曾对我说：“你用的词句为什么这么‘文’？”意思是用的文句偏于古文化。这是我首次翻译外文书，一点经验也没有。也是我的一次很好的学习与锻炼机会。我想他一定为此花了很大的编辑功夫。

1953年的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已固定在三八线上，双方都无法迫使对方后退。战事打打停停，谈判时断时续。这时东北各省还有不少头部外伤病员没有得到处理。组织上派我和蒋大介医师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神经外科小组名义前往处理。我们先到达吉林省长春市，在第18军医院二分院住下。第18陆军医院的二分院设在长春市市医院的四楼。但我们住的宿舍则在院外另租民房。第二天在该院汤院长及外科尤副院长陪同下查看了病房，发现伤员大部分是头部外伤后的慢性并发症，大多有的头部慢性流脓创口，估计是颅内异物或弹片、弹头遗留。我们商量应先为这些病人摄取头部正、侧位X线片，查清是否有异物存留。有手术指征者依次予以手术清除。计划每天可行2例手术，以后可逐渐增至每天4例。

图为1953年在长春第18陆军医院第二分院参加“抗美援朝”时所摄。（前排左1为该院尤副院长，中为史玉泉，右为该既外科主任王云程医师，后排为该院的外科医生。）

第一周我带蒋医师每天上、下午各作手术一例。军医院的外科医师们在旁观看学习。一天可完成2例；这样安排是因为蒋医师参加我科时间也不久，我怕他单独带领一人独立工作不放心。因此让他在第二周才独立。第二周我和他各带军医院的外科医生一人，同时各作一例。一天上下午就能完成4例。因为当时该院房屋是向市人民医院租赁的，手术室只有一间。军医院的外科主任在这间手术室内安放两张手术床，采用立式照明灯替代手术无影灯。因此两台手术可同时进行。使得我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我从这样的安排也学到不少可变通的办法。

工作启动后，进展顺利。手术主要为扩创术、环头部瘘口切开头皮，直达颅骨，咬除部分颅骨，暴露部分正常硬脑膜，然后靠近瘘口处环形切开硬脑膜，切除瘘道及异物、关闭创口。术后多数创口达到一期愈合。不到二个月我们已手术了一百余例，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死亡。我记得只有一例在手术中发现有脑脓肿。经穿刺抽脓、冲洗、注入青霉素后，亦明显好转。由于手术效果良好，在二个月内已将积压的伤员清理得差不多了。留下的少数病例，该院已能自行处理。对于特殊不能处理的病例告诉他们作转院处理。于是我们便撤离该院，转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第35陆军医院继续工作。该院为另设院舍，设于山中，条件较第18陆军医院为艰苦。我们住的宿舍为一栋小茅屋，离病室约有数十米。厕所亦在屋外。当时正值隆冬，气温一般都在摄氏零下30度以下。外出如厕真是难事。因为穿的是厚棉大衣，厕所又是半露天的。天又如此寒冷，蹬下解手，确实不方便而且是难以持久的。但这些我都没有计较。只求能工作顺利。医院由李家桂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参与一起工作。该院积压的头部伤员较少，但有数例肠瘘、上肢灼痛、及其他难治的病例。我们化了近一月也都处理完毕。

由于我1953学年下学期还有医专班的外科学教学任务，黄家驷主任也来信提示，务必于53年春节后回院。我只得尽快经天津转道回上海。在天津我们计划去参观一下天津的脑科病房。因那时赵以成教授已从加拿大回国，在天津医学院开设神经外科专科病房。另外，还有一位李宝光医师是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我们去参观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否与赵教授从国外引进的正规方法相同。这次参观虽然时间很短，但我已知道我们没有走弯路，从而使我信心大增。

那时天津医学院正在举办第一届神经外科医师进修班，许多高年医师正在那里学习。如湖南的湘雅医、四川成都的川医、广州的中山医、南京的江苏医、西安的西安医、哈尔滨的哈医、长春的吉林医、云南的昆明医等都派出专人在此学习。这是我国的首届自我培养的神经外科医师。我有机会认识他们可谓得益非浅。在天津逗留只2天。知道他们创办这专业也颇不容易。但论条件，他们的专业设备、器械、人员配备、及经费支持则远超过我们的。我坚信只要没有走上弯路，条件设备，经费人员等都可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因此我当时的信心是很足的。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