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筹备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创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要出一本纪念册，请科里老教授们写自传。纪念册主要由我编写，周良辅主任审阅。因此，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今年2月份，我认真回顾了纪念册和史教授的回忆录，写了一篇《史玉泉教授-我国神经外科的先驱和宗师》，讲述史老对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的巨大贡献。但觉得没有完全从内心表达对他的尊重和敬意。他是引领我走进灿烂和深奥的神经外科领域的指路人，是我的恩师。但性格内向的我，在他的生前我没有当面对他这样表达过，现在深深遗憾。

我最早听说史教授，是在大学二年级时，我班上一位男同学在大扫除时从二楼窗户上摔下，脊柱受伤。送到中山医院抢救，中山请华山的史教授手术。过了两年，我们上海第一医学院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到青浦参加四清运动。在青浦城厢镇培训时，听说史玉泉教授坐在大礼堂第一排中间，得知他是党员，是令人恭敬的“又红又专”的专家。

以后紧接着“文革”开始，我们被召回医学院“停课闹革命”，学生教师分了许多派别，一派斗一派，打内战，一片混乱，学业荒废。最后，大批医学院毕业生被分配到西北和西南的农村、高原、山区和边疆基层医疗单位工作。过了十年左右，“文革”结束，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回到上海。

刚进华山医院，我们学生看到史教授时毕恭毕敬，但很快就觉得他随和亲切。几乎从未看到他严厉训斥学生。手术时，我们做错什么，他从不骂人，即使遇到严重出血，也只发出“啧啧”几声。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他的助手，因为心情比较舒畅，还可以学到他手术的技巧和处理危急事态的窍门。他带我做了许多脑动静脉畸形切除手术。他在每次手术的前一天，把病人的脑血管造影片带回家，读片研究。手术时先给讲一下手术步骤。切除脑动静脉畸形需要很高的技艺。手术过程中，有时还讲解为啥这样做。手术结束后，我们到实验室把切下来的畸形血管团，按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分别注入红或蓝的塑料，制成立体结构的模型。就这样，从读片到手术到制作模型，积累几百例脑动静脉畸形的病例和几百个畸形血管团模型，史教授总结制定脑动静脉畸形的分级标准，即史氏分级，发表在1984年国内权威医学杂志，比国际上Spetzler-Martin分级法早两年发表。从临床病房-手术室-实验室的连续工作我学到了临床结合科研的方法。除此以外，我学习他收集资料的方法，摘录每个患者的病史，将患者的脑血管造影片拍成照片，把血管畸形立体模型送到冠龙照相馆拍成彩色照片，并归档。这些我都在简陋的实验室内完成。

史教授经常到实验室来看我和其他学生做实验。如果发表了论文，他送给我单行本，还要给我15到20元稿费，全部稿费也只有40元。他非要我收下，说这是共同做的工作。这样的情景永远不能忘记。

尊敬的导师，永远活在我心里！

陈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