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教授创立了神经外科，当时是很艰苦的，因为那时候刚解放，国外对我们是封锁的。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能够更快交流，在这以前他也没有出过国，他们这些人都是在平时的时候，从医学杂志上翻译了好多东西看来的。他看了好多文献，他有好几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有这么小的一张张卡，这上面密密麻麻写得很清楚。这个卡呢，装在抽屉里面就一大排，他每次看了文献以后就要做卡，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都打在电脑上。

他就是从这个上面来总结国外的经验，然后他就通过自己的创造，在我们国内开展了好多工作，比如三叉神经痛。《史玉泉医生生涯》这本书里有好多图，都是他设计的。这是三叉神经痛的研究，他做的这个三叉神经半月节的固定架子，都是他设计的。

三叉神经痛注射疗法的研究

我跟着史老主要是搞血管，但实际上我们国家第一个脑瘤也是他开的。他在沈克非教授带领下，做了第一例脑瘤手术，是个胶质瘤手术。

史玉泉教授手术场景

其实后来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都是史老当时创建的科室，是他一手打造的。他当时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不光是因为条件差，而且是因为信息被封锁，跟国外是隔绝的，而神经外科都是西方国家创立、在西方发展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这套东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初建时的状况

以及开始举办进修医生学习班

不像我们现在，可能你需要的设备、需要的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国外医学进步的信息都是同步的。当时是信息没有，资金没有，也没有设备渠道来源，当时是无法想象的。

史老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领我们科室第一代的神经外科医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南方最有名的、最重要的神经外科中心。

现在我们觉得神经外科的技术已经突飞猛进，但是其实再怎么样，比起我们神经外科以史老为首的第一代前辈们创立基业的那种困难程度，现在这些进步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我以前念解剖的时候，神经系统的解剖念得比较好，比较透彻，老师也比较满意，那么我想我应该考一下神经外科研究生，所以就报了史教授的研究生，之后就考上了。考上之后我也很不容易，我专业成绩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但是那时候学神经外科一定要用英语，我花了好长时间补英语课。

我第一次看到史教授就是在面试的时候，那时候他刚过六十岁。看上去很精神，很慈善，在我心目当中留下一个相当好的印象。我被录取以后，就跟着他，先开始学脑血管畸形，他的一个卫生部的课题是脑血管畸形的显微外科治疗。当时脑血管畸形的手术因为没有显微外科这套技术，没有很好的脑血管造影，没显微镜，开进去以后就出血。因为手术当中出血，手术可能会失败。他就很耐心地带我，我就跟他学。

史教授做事情相当细心，相当仔细。你们看看他写的字，他的字写得很漂亮，他就是最忙的时候，看门诊的时候，病历本上的字也写得很漂亮，很认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把字写得很潦草。我觉得我们科室里写字写得最漂亮的就是史教授。

史教授笔记

他的手术也做得很漂亮，很干净。我现在手术这套方法就是跟他学的。跟着他做脑动静脉血管畸形（简称AVM）的切除。每一次手术以前他把脑血管造影片带回家，那时候脑血管造影片很粗糙，DSA没有减影的。他带回去，当天晚上他要看好长时间，第二天早上来了以后就跟我讲，我们从哪里进去，怎么设计这个切口，怎么去骨瓣，他讲得很清楚的，我就跟着他做。开始的时候，我主要是参加开颅，在手术室里当助手，后来我慢慢地把这套也学到手了。

我自己从我们前辈老师的口中，多多少少听到史老的那些事迹，可以说是一种传奇吧。我记得我们周院士在很多场合和我们讲过，我们科室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例手术，就是史老做的一个动静脉畸形的手术。对于大型的AVM手术，我们现在都是望而生畏的，但是当年史老就带领大家去做。有一例手术是从第一天早上开始做，做到晚上同事们都下班了史老还在做，第二天早上同事们来上班，要参加早会，发现主任不在，一打听，主任还在手术室里面。因为AVM出血之后止血非常困难，大家都很快去手术室，看到史老带领大家还在浴血奋战，完成手术之后再交班。

史教授手术中

我总记得当时他每次手术都要做很长时间，最长的一次手术，是82年，这个病人我们开了18个小时。这18个小时开完以后，史教授跟我说，要接受这个教训。当时一起参加开刀的，还有一个是四川来进修的医生。因为他来进修，史教授对他很客气。但是那个主任，一看到出血就把棉花球、棉片压上去了。动静脉畸形的血管畸形拿掉以后，止血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当时没有把血止好，所以棉片一拿就出血，一拿就出血。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就花在止血上，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三点多。他当时将近七十了，是相当累的，我跟他一起坚持。这一天我们两个人不吃不喝不拉，就一直站在那里开。

到第二天早上，我说你回去吧，我把病人缝好以后，就送到我们中心监护室。但当时一下子病人又不行了，呼吸不行了。我没办法又把史教授请回来。我说我们气管切开吧，就把这个病人气管切开。他就在边上等了好长时间，一直到早上八点钟，他才回去，我说现在稳定了，他才回去了。

我想从这样一个例子当中就说明，这些老一辈创业的过程中，这种认真的态度、执着的精神，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我们现在是有很好的条件，有很多的信息，但是我们这股精神好像比起老一代差了很多。现在我们要学习史老这种精神，我们怀念史老，我们来重温史老的这个创业的过程。

其实我本人跟史教授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少，像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非常荣幸和骄傲能够在史教授创建的这样一个科室工作，非常的骄傲。我98年来到华山医院学习的时候，史教授当时已经退休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接近80岁了，但是他还在看门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来科室的时候，恰逢史老八十岁的诞辰，那时候科室搞了一个非常温馨，但是简单的一个庆祝活动，使我们年轻人有幸能了解到史老的这个生平事迹和他的学术思想，那么就开始慢慢地学习史老他的一种专业精神。

庆祝史玉泉教授八十华诞

史教授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很随和，没有架子的，跟他在一起比较放松。当然我们说话也比较小心，不能说得太随便。他人比较简单，你就是说错也不要紧。他不发脾气，在手术当中，他都不发脾气的，这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们好多医生手术开到不顺心的时候，就会骂边上的助手，这很多的。但是他做得很好，最多就是“哎呀呀哎呀呀”，发出这种样子的声音，那我们就知道了，哪个地方不行了。

他的为人也相当不错，对下面的人都是很关心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分下来以后都是两地分居的，夫人都不在身边。他会到人事处，会到上医（上海医学院），给我们去要求名额，哪个哪个你给调进来吧。所以这个事我们也都很感动，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小孩一样，实际上我们就是他的小孩。

实际上我们几代下来，都做得不错。史老，蒋大介教授，杨德泰教授，陈公白教授，他们算起来是科室第一代老的，接下去就是周良辅教授，唐镇生教授，他们应该说是第二代。我们下面呢，主要是把他们那个治学的精神要学到手，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这点最要紧。还有要把做人的这一套学到手，对人要好。我们不光是对病人要好，对我们自己的学生，对我们自己的同事都要好，这点我觉得很要紧。

史玉泉教授（右）带领陈衔城教授（左）

进行AVM手术

几个病人做下来以后，史教授他就弄了一个血管畸形的灌注，做了立体形态，取下来的东西，把静脉打了蓝的颜色，动脉打了红的颜色，做了大概几百个。

史玉泉教授制作的AVM标本

这东西，当时在国际上都没有的，人家都没看到过。外国人来的时候给他们看，外国专家也很感兴趣。AVM标本帮我们理解动静脉畸形怎么分类，应该先开哪里，再开哪里，心里就有一个概念，经过总结以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经验。

我们现在把史老当年做的这些AVM标本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心里特别感动，因为你如果不是把所有的心血花在病人身上，花在这个事业上，这些东西你是永远做不出来的。

而事实上，这些标本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再取到这么多的、这么标准的标本来供大家学习。现在的东西，有些东西看起来非常的高大上，但实际上真正的价值不一定像我们史老创造的这些，当年看似不是非常高大，但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从中学到，我们如何去继承和发扬史老所创立下的我们神经外科这种精神。在新的形势下，条件好很多，我们科室从一个只有几个人、十几张床位的小科室发展成为现在有180名医生，床位数居全国领先的，可以说是国际上最大的神经外科之一。

科室集体照（2018年摄于华山医院红会老楼）

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但是我觉得我们学科得以继续发展，永远制胜的法宝，还是史老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精神，我觉得精神是我们永远发展的动力源泉。

所以我也是很想能够从他身上学到，这种源自于神经外科医生内心的一种为了学科发展、为了病人健康，永远不停奋斗的精神。如果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那我们的学科发展就会生生不息。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同时代对神经外科医生也好，年轻人也好，要求是不同的。现在国家蓬勃发展，物质高度丰富，技术也在迅猛地发展。所以对我们现在医生的要求，从好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是需要你全方面的一些知识构架，全方面的能力去推动学科发展。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我们要专注在我们真正的神经外科医生所需要专注的核心的这些技术领域，或者说要保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病人的健康上的这个专注力，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像老一代那么有定力了。像我们史老，为了一个AVM的手术，可以从早到晚拼尽全力，在手术前做非常周密的术前计划，包括手术以后从失败的病例当中吸取教训，亲手一个个做这样一个标本来供自己学习，供大家学习。我觉得这些工作，当年看起来都是一些琐碎，非常耗体力，现在看起来有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就是这点看似不起眼的工作，现在传承下来，就是非常珍贵的学术的珍宝。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史老这种精神，把我们神经外科应该有的这种专注力放在病人身上，放在专业技术身上，放在攻克还没有被攻克的医学难题身上，而不要把我们非常有限而宝贵的精力分散到别的地方去。我觉得这样持之以恒，才对得起我们神经外科医生这样一个称号，才对得起我们自己一生所选择的这个事业，也对得起我们科室老一代创下的基业和对我们的培养。

科室集体照（2009年摄于华山花园）